城乡中国与城市更新
2021-03-20
城乡中国与城市更新
很多人聚居在一个相对不大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一定人口密度的标准，便称为“ 城市。” 人口聚集推动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土地人口，是城乡两分天下。也有例外，如新加坡都是城市，没有乡村，算城市国家。欧美日本等国，城市占比高，城乡差别不大，所以一般人们不从城乡角度讨论经济社会问题。 诺大一个中国，非城即乡，以人口分布看，城乡各半，而城重乡轻的趋势却日趋明显。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滞后工业化。费效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刚面世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到10%，重版时不过20%。根据统计年鉴 ，2000年，城市化率为36.2%, 工业化率为50.9%。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
1982年，中国宪法确定了城市土地国有化的宪法准则，当时基础设施、工业、城市项目要占地，而身为土地之主的农民及其集体要加价，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于是“城市土地国有”作为第一步，当时的设计是从城市土地国有化过渡到全盘土地国有化，30多年过去，并没有实现，除了深圳。 但是城市土地国有政策 ，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关系。
土地，可以种植农产品，也可以承载建筑，都为人类改善生活所不可缺少。产权是选择权。使用权是在资产的不同用途中做选择。转让权是在资产自用还是他用之间做选择。收益权是在资产不同的收益方式之间做选择。难题是资源配置： 多少土地种农产 ，多少土地种楼？
随着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带来的新逻辑是： 只要城市的边界扩大，土地国有化的规模也就得以扩张。
从1978年法律规定可收土地使用费到1987年深圳国土的拍卖转让，都是标志性事件。深圳首开国有土地市场公开交易之先河，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全国率先完成了全部 土地国有化的城市。
无论哪个时代，选位置的经济准则都是 ：人口与经济聚焦的中心处地价最高，然后向外递减。在一个合适的距离之外，又鼓起一个聚焦中心，也是中心地价高，四周低。背后的逻辑是人们总是按照追逐较高净收益的准则，择地而居。
城乡中国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也有很多妙趣横生的小题目。推荐周其仁的《城乡中国》这本书，可以更深刻的理解社会中关于城乡的一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对于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乡村、城市的变迁以及背后的一些底层逻辑会有一些帮助。 图片
一边在城市化，另一边城市也在更新。城市更新，改造只是手段，本质是通过更新，改变人群和内容，让不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比如城市更新项目： 广州的永庆坊，深圳南头古镇，苏州淮海街。城市更新，也是城市逆生长的一个过程。单纯的城市化，并不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那么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让城市逆生长，从大到小，从快节奏到慢生活，从重视实体建设到重视公共空间建设，从新区建设到旧城更新，从城市功能分区到多元功能复合，从人造公园驳岸到自然生态野趣。
城市更新之难，周期之长，导致多数会是政府行为。也不乏有一些高度社会责任感以及专注精神与长久经营理念的企业会参与其中。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如果只是单纯的城市化率的提升，也许并不能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在种田和种楼的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前提下，在顺势而为中保持城市的逆生长，相信是有可能让人的生活更美好的。
参考资料
1、《城乡中国》 周其仁。中信出版集团。
2、 2021年哈佛中国校友年会 建筑城市 圆桌论坛《政策与产业维度下的城市更新》